大学四年的阅读与写作给我带来了什么

正如题目所表示的那样,这是一篇总结性的长文,其中包括了我这四年在阅读与写作道路上的经验与思考,以及一些个人的生活片段。这是一段属于个人的历史,一段自我叙事,而非什么“你应该如何度过大学四年”一类的指南手册。

书写过去富有其价值,它将你的过往就像整理衣物那样,一一叠好整理入柜,将你的思想像串珍珠一样,从一些碎片到一串项链,纳入到成形的序列之中。在书写我的过去之前,我的过去从未存在,这便是书写的力量;它从历史的混沌之中,经验之中,像抓娃娃机一样把好看的娃娃抓起来,摆在你桌上,反复调整娃娃们的排列,从小到大,从胖到瘦,然后对你说:“好了,这是你的历史。”在历史学家写下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大革命只是一段经验,一个模糊的事件,一段藏在过去的梦。在历史学家的辛苦工作后,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才被“创造”出来,成为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模样。极权主义国家通过掩盖其过去的罪行来巩固统治地位,最直接的做法便是禁止历史学家去研究那一段历史,更别说去书写它,使那段散发着人性恶臭的罪行浮出水面,“在历史中存在”。

自我书写一段个人的历史,除了整理自我外,于我而言大概最主要的作用便是证明我活过吧,就像一张好几页纸的出生证明一样。

这是一段复杂的工作,也是一个累人的活计,鉴于我的懒惰,使我对这项计划几度犹豫。此外,还很容易被当作是“教你做人”的典型案例,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几年来,我时刻警惕“好为人师”,尽管有时过度的自我表达会无意中造成“人师”的形象。这是写作人的一个职业毛病,写字的人潜意识总认为自己写的是对的,不然为什么要写下来呢?书写的力量更是固化了这种倾向,所以爱写字的人容易变得顽固不化,但这也是写作带来的一个好处——让人树立起一个坚定的自我,这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十分重要。身边的许多人时常摇摆不定,容易被周围人的意见左右,相信这个问题是许多人的一个心结,一方面想要坚持自我,一方面又容易被意见的风吹草动打败,常常因他人的评论、建议、行为而感到愤怒或者难过,结果就是每一次坚持自我的失败都带来更大的挫败感。

写作是这样一项工作,它帮助你建立一个反省的自我。写作的过程要求你斟酌“这样说对不对?”,这便是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有时你的结尾和开头可能牛头不对马嘴,于是又迫使你再一次思考“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只有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反省,内心在自我辩论无数遍之后,才能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城堡,这就是辩证法的力量。

好了,现在才开始进入正题,大学四年的阅读与写作带给我了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这种影响是潜在的,就像刚进大学,我就读的新闻与传播学院里的老师说的那样,我尽学了些“无用之学”。它不像学习计算机编程那样,立刻编一套程序,卖给某企业,赚得几万元收入,然后把一沓钱拍在桌上说:“喏,这就是四年的计算机学习带给我的。”或者说拿出一张什么证书,比如注册会计师资格证,或者司法考试通过证明之类的,可以说通过四年的会计和法律学习,顺利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阅读与写作四年里带给我的影响很难列出一二三,或者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因此我只能通过叙事的方式,娓娓道出它们于我的价值。

要说我的阅读敲门砖,毫无疑问是村上春树——这位被无数人读过的作家。此前,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我在高中理科学习里没有读过太多书,无非是一些大家都看过的“名著阅读”以及语文教科书。

第一位使我感到震撼的作家是鲁迅,那是在初中,我的爷爷,一个文学教授,给我的第一本书便是《鲁迅精选文集》,那本书被十三岁的我翻来覆去的读。但我并未将鲁迅作为我阅读的敲门砖,所谓敲门砖,是那个启动你那辆阅读机车发动机的钥匙。找到了正确的钥匙,扭一下,你便能听到“轰”的一声,好了,今后你再也不用担心不读书的情况,更不会在朋友圈发一些“最近书荒,求推荐书”这样的状态了。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音乐、电影,甚至科学领域。现代人缺的不是知识,而是探索知识的心,就像戈达尔写的那样:“这个时代,人手太过富余,却没有足够的心。是的,这是没有心的时代,但并非没有工作。”

高考报志愿时,我选择了“编辑出版”,当然这是我在华南理工大学的唯一选择,我也很高兴当初转向了文科。“编辑出版”是一个很奇怪的专业,这门学科能得以诞生,纯粹是因为以前中国需要培养编辑出版的“技术人才”。而到21世纪之后,这门学科早已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这不,我作为2013级的编辑出版学生,已经是该学院的最后一届,在我之后学院便取消了这个专业。

不仅编辑出版如此,新闻学的地位近年来也岌岌可危,今年,也就是2017年,香港大学也取消了他们新闻学的专业,将其并入社会科学里。在我看来,的确应该如此。新闻学是个杂家,用我们老院长的话来说,新闻学就是“文史哲经法”,它本身的学问都要从其他学科中去寻找。这也是为什么新闻行业的过来人都呼吁做新闻的人要有“本行”,比如本科是经济学、法学、文学,甚至是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等专业的学生,只要硕士读个新闻,或者在哪里进修一下媒介素养,都比“新闻学”本专业的人要强。新闻学,要说其存在理由的话,更多是技术层面上的。

很不幸,我读了一个夕阳专业,在我“出生”后,我的“父母”便死去了。但幸运的是,我从理科转入编辑出版专业,打开了文科的大门,使我走上了阅读与写作的道路。初尝文科学习时,爷爷对我说,文科学习很简单,就一条路——多看书。现在看来,“多看书”这三个字应该贴在不仅每个文科学生的桌上,更应该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关于这一点先不在这里细谈。

大一我意识到,多看书,也要会看书,看书如果太杂了,没有个“看家本领”,你跟别人也谈不起来。这时候,我阅读的动机可能是“能跟别人谈点什么”。因此,书要多看,但自己更要精读一个作家,将这个作家事无巨细地了解完整,成为这个作家的“权威人士”。起初我便是从这样一个功利角度出发,踏上了阅读的列车,谁知这辆列车越开越远,以至于当初“功利”的动机已经被甩得不见了踪影。这便是德勒兹所说的“现在改变过去”。中国不也一改1949年立国之初定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越走越远了吗?

至于为什么选择村上春树,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唯一的解释可能只有缘分吧。记得某个北大中文系教授说过,大学四年人文科学学习,不是为了让你能做什么,而是让你通过阅读,找到一个伟大的“人生伴侣”,通俗点来说就是“人生导师”,这个伟人会在今后的人生不断影响着你,陪伴你成长。在阅读的道路上,我很幸运在选择之初便遇到了一个和我脾性十分相投的人。村上春树那种“温和的反叛性格”,小说里那个仿佛总是在这个世界之外的主人公,总是让我有一见如故之感。

大一精读村上春树第一步,便是把他的所有作品全部读完,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读一个作家,研究一个作家,要将其置于历史之中去考察。同样的道理,研究一个作家的某部作品,也需要将他的这部作品置入他的所有作品之中,如此一来,阅读才会上升到另一个层面。如果没有读完他的全部作品,那前面的都无从谈起。

我阅读村上春树大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鲜,好奇。这个阶段我并未读完他的作品,仅仅按时间序列开始一部一部的看,从第一本《且听风吟》,读到《挪威的森林》。这时我大体对村上春树的虚构风格有所把握,并觉得很有意思,最喜欢的一本要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第二阶段是疲倦,这时我读完了村上的大部分作品,对村上的写作风格已经感到审美疲劳,开始讨厌那种绵软啰嗦的文字。记得读完《1Q84》第三部后,我愤怒地发过条朋友圈,怒斥村上这种商业流行作家,令人恶心(现在我也不改变对《1Q84》第三部的评价,这本真的写得很烂)。

第三阶段是重新欣赏村上春树,并觉得他真的厉害,感受到村上强烈的人格魅力。这时我读完了村上的所有作品,包括那些研究村上春树的书与文章,比如最著名的是那本美国教授杰・鲁宾的《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这时才算真正打开了阅读村上春树的大门。在第三个阶段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建立起了一个“村上春树系统”,简而言之,就是对村上的作品有了个清晰的脉络——哪部作品对哪部作品有影响?村上春树为什么要这么写?这个意象出自哪里?等等。这些问题都能够在这个系统之中找到答案。从这种综观的视角,在第三阶段之后,我便越来越能欣赏村上春树的美学与背后的思想,开始喜欢上《奇鸟行状录》和《海边的卡夫卡》,并且越来越喜欢。

所以结论是:获得系统性观察之前与之后,是一个质的差异。许多人读散书,偶尔读一本散文,偶尔看一本小说,或偶尔因为广告宣传再去读一本畅销书,比如《人类简史》,往往读到最后觉得没有意思,在某个节点上停止了阅读,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在阅读中建立起系统联系。相信建立系统性的联系,这在所有精通阅读的人那里是一个最基本不过的共识。

学会这个方法之后,一个最显著的效果就是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变强了。对于精通记忆术的人,他们深知“建立联系”对于记忆的重要性。人有两种记忆方法,一是机械记忆,正如高中生背诵政治,小学生背诵唐诗宋词那样的记忆,逐字逐句逐标点,仿佛诵经一样的记忆。这种记忆的后果就是“考完就忘”。第二种便是建立联系去记忆,一个简单的例子便是俞敏洪的记忆方法——《中国合伙人》里,他教学生怎么记ambulance(救护车)这个单词,说这个单词念出来就是“俺不冷(能)死”。这样,就在“救护车”、“俺不能死”、“ambulance”之间,在陌生物与熟悉物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如果你还能找到更多联系ambulance的事物,那你就能围绕这个单词建立起一个微型系统,类似于一张思维导图,从此就能轻松记忆ambulance这个单词啦。另外一个例子是我的好朋友高中教我的,他告诉我怎么记inn(客栈)这个单词,说只要记“在里面(in)恩恩恩(n)”就好了。由此一来,我永远忘记不了inn这个单词,因为它与那个猥琐的黄色联想之间的纽带是如此之强。

精通阅读,实际上就是能在阅读的世界里建立起系统。外行的阅读者总是会惊讶于文史哲大家怎么能记住那么多东西,甚至能轻松指出某句话在哪本书里的哪一页哪一行,实际上靠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方法,建立联系。

对于阅读来说,这就是一个谱系学的工作。以村上春树为例,为了成为那个“村上春树专家”,你必须画出村上春树的“作品树”、“思想树”,或者让我直接用他的名字——我要画一棵“村上春树”。沿着这棵树的枝干根脉向上或向下探索,就像沿着家谱寻根一样,阅读的大门从此就被你敲开了。

为了成为“村上专家”,我就必须将这棵大树吃透,每一片叶子我都要调查清楚。村上自己在杂文集《无比芜杂的情绪》里写到了对他影响最大的三根树枝,分别是雷蒙德・钱德勒、雷蒙德・卡佛,以及他最爱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为什么村上春树会被这三位作家影响?体现在哪里?为了得到答案,我需要将这“最重要的三根树枝”也研究清楚,成为“三根树枝”的专家。照此下去,还会有其他作家影响过这“三根树枝”,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影响是否延续到了村上春树的作品中?这种好奇促使我打开越来越多的大门,于是我这里这棵“村上春树”也开始茁壮成长,越来越枝繁叶茂,我阅读道路也因此得以为继。

在此可以看到,建立联系是一种阅读的方法,但建立联系的前提却是来源于一种强烈的好奇,就像看剧情片时总是说“啊呀,我好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啊”,我想知道为什么村上春树会变成现在这个村上春树,于是我开始不断寻找。如果没有这种好奇,也不会有之后的探索式阅读。

但我相信对各位真正有用的东西,恰恰可能是这个好奇心的源头是什么?是什么呢?许多人所困惑不前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们没找到方法,而是根本提不起兴趣。很多人知道建立联系的重要性,并或许从中尝到了一点甜头,找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可是由于没有恒久的好奇心,常常就在半路上停下了。前面是什么呢?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人们不再提问,于是决定休息一下,并觉得已经足够了。新闻学院的老师也常说:“好奇,是一个记者最重要的品质。”如果没有好奇心,相信水门事件不会发生,《聚焦》里的故事也不会存在。新闻学生最需要的,不是可以后天能靠努力补上的专业知识,而是一种对他们好奇心的强烈刺激。在中国的中学教育体制下,好奇这种品质可以说被毫不留情地压在了五行山下。好奇心脏的复苏电击工作,就需要由大学老师们来完成,唤醒学生内心深处的好奇。这个道理对于每个专业都适用,只是新闻学院尤其需要。

好奇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提问,源源不断的提问。这也是我对我所在的新闻学院所不太满意的地方。我们的课程都是在教授知识,老师在讲台上急于告诉你“X是什么”,却很少加上个问号——“X是什么?”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无法完成一学期的教学任务。我们不可能花半个学期研究一个类似于“美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探讨关于美的各家说法,反而必须在第二周就在讲台上把定义给出,这样才能继续之后的内容。老师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把足够多的“是什么”告诉学生,而学生也只能处于一个“被告诉”的位置上,期末就把这足够多的“是什么”背下来去考试,这便是我所在学院的普遍学习方式。

在我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存在过很好但也挺令人遗憾的例子。比如大一时的中西文化概论课,第一节课的问题便是:“文化是什么?”还有一门课叫“美学基础”,孙珉老师在第一节课上问了个问题:“艺术是什么?”的确,这个问题打开了我向美学探索的大门。首先,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大二之前从未思考过。我们可以把电影叫做艺术,文学叫做艺术,音乐叫做艺术,到如今甚至一些好看的杯子,Apple别具一格的音响、电脑屏保,都可以叫做“艺术品”。孙珉老师用杜尚的“泉”作为例子,那只是一个签了名的小便器,同样被当作艺术。我们说过太多艺术,但当我们说艺术时,我们在说什么?这个问题应该说贯穿了整个美学基础课,第一节课后,我便跑去图书馆找了七本美学书籍,准备从中寻找答案。艺术是什么呢?遗憾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这门美学基础的第二节课后就结束了,之后便转入到一些知识性的学习。

如果我们的大学学习有这样一门课,整门课只围绕一个核心问题来讨论,比如“美是什么?”那我想学生会得到更多,因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自己去寻找到案,必须亲自小心翼翼地穿越那片思想丛林。在旅途终点,可能我们依然无法回答“美是什么?”这个问题,但我们的确可以对它说出点什么了。即使不从这样一个“大问题”出发,我想每一次学习也都应该从一个问题开始。比如在新闻学中,我们要解决“为什么是5W”,“为什么新闻不等于宣传”,“什么是新闻专业主义”诸如此类的问题,从提问出发,自己去寻找答案。

然而,如果学生对老师提的问题毫无兴趣,就像中国大学课上经常出现的那样,“有没有人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然后讲台下一片死寂,学生纷纷低下头,害怕目光与老师对上,使得老师不得不点名回答,那么这样即使提再多问题也是无用的。所以重要的是如何一步一步激起学生对该学科的好奇心。

可惜,目前为止,我也没有找到一个好奇心的真正源头,这种好奇心居于我身体的哪个地方,灵魂里的哪个心房,我真的一无所知,反而似乎完全是一种本能在驱使着我。为什么呢?

所以评论教学的缺点总是比较简单的,但给出解决方案却是更加困难的任务。在此只能给出“去刺激好奇心”这样一个肤浅的答案。

之前讲到的是我从村上春树出发,产生了一个作家阅读的分野。这只是一个出口,另一个出口则是思想阅读的分野,这使我接触到了法国作家,并从此走进了法国思想和法国历史。杰・鲁宾在《洗耳倾听——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最后写道,如果村上真有什么主义的话,“那就是是存在主义。”好了,存在主义是什么?杰・鲁宾跟着那句话之后继续写道:“完全地、诚实地确信生命就是我们亲手创造出来的模样。”那时我对存在主义听得最多的一本书就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至少书名里有“存在”两个字。我上网搜了搜“存在主义”,可是我并未真的看明白对于存在主义的解释。但我却想起之前在书店逛时,看到一些书腰上印着“存在主义作家”之类的字眼,说不定看一看这些作家,可以让我知道什么是存在主义,或者说能知道他们跟村上春树有什么共通之处。好啊,这样我离“村上春树专家”又近了一步。于是,通过这条路,我与阿尔贝・加缪、让-保罗・萨特相遇了。

加缪大概可以算是我人生的另一位导师,尽管他比起其他思想家来说,其思想还有些天真和幼稚。但作为一位作家,一位文学家,加缪无疑是伟大的。那本六万字的小说《局外人》,被我翻过无数次。以及他获得诺贝尔奖的《鼠疫》,最后成了我“媒介文化”一课的写作题目——这门课考试的最后一题,要求你分析一部通俗小说,或是影视作品、音乐作品,都行。但最重要的一本书还要数《西西弗神话》,这是一本加缪对他《局外人》写的哲学注脚,他同样也给《鼠疫》写过一本,就是那本可以说使加缪与萨特在思想和友情上决裂的《反抗者》。《西西弗神话》告诉人们如何在荒诞中生存下去,生活是荒诞的,世界是荒诞的,这是一个西西弗斯所在的世界。我们日复一日地推滚石上山,抵达山顶,石头又滚回原点,我们又不得不回到山脚,重新推石,于是生活就在这无意义的循环里流逝。该怎么办呢?去看《西西弗神话》吧!

然后便是萨特,他那本厚如砖一样的著作《存在与虚无》,在八十年代的中国风靡一时。据五十岁的文艺青年们回忆,那时候《存在于虚无》就像现在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一样畅销(真的是这样吗)。由此可见,现在社会的文化与审美水平的确是衰落到了一个无耻的地步。萨特比起加缪来说,更是影子一样的存在,至少今后在20世纪法国思想界遨游时,永远无法回避这个名字。而法国思想界,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思潮的一个爆发地。在如今左翼节节败退之际,21世纪的社会进入一个资本主义的繁荣阶段,但正如齐泽克所说:“在如今瞬息万变的表象之下,我们不难察觉到一种沉闷乏味的一致性,就像万物之所以迁流不息,就是好让一切都保持不变似的。”这个世界看似一切都在变,实则一切都没变。资本主义内部瞬息万变的表象,却都指向一个稳定不变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生都似乎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程式,这在中国尤其明显——这个人的一生就是接受教育,学会一项技能,找到工作,然后贷款买房,结婚,生子,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走上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生,退休,享受天伦之乐,然后在无聊中死去。在这种固定程式中,每个人看似都在一种紧张状态,每天都在担忧自己的生活,然后拼命地,用力地去生活。但实则全部都陷入了一种无聊状态,每天的担忧实际上都是在思考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小事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瞬息万变的表象),却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麻烦。现代社会就是不断向你提供这些琐碎,在无聊中耗尽你的精力,实现控制手段,由此将所有人纳入一个稳定的系统中(以“变”创造“不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人们意识到革命所带来的毁灭性的后果,失去的痛苦让保守主义走上舞台,在其中思想的活力被强行压制,看一看现在中国大学是如何对待学术的吧!对比民国时期,社会科学在当下中国大学的研究几乎快走到了尽头。这时重新回顾20世纪的法国思想界似乎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那里有20世纪最具爆发力的思想。而萨特其名,用福柯的话来说,像种“恐怖主义”一样阴云密布,笼罩着20世纪的整个法国知识界。

当然,我并不是先带着这种想法去读萨特和加缪的,毕竟一开始我对法国思想一无所知。然而越是深入了解,越是发现一些更为深刻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促使我继续探索下去。

回到阅读与写作上,萨特也写过一部自己对于阅读和写作的“个人叙事”——就像我称呼的那样——《文字生涯》。这部作品也因诺贝尔奖的青睐和萨特的拒绝受奖这种充满戏剧性的冲突而闻名于世。因为萨特,更因为村上春树——那个最初的开始——我逐渐真正了解存在主义是什么,而走向了哲学的“思想树”。如果说我的大一被村上春树所统治,那我的大二便是在加缪和萨特的陪伴下度过。“存在先于本质”这个思想贯穿了我当时年轻的阅读里。

在我的大学时代里,另一本敲门砖式的书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尽管罗素这本书饱受诟病,被贬为一部“失败之作”,但它依然常年躺在学院资料室以及图书馆的书架上。商务印书馆的白色封皮橙色书脊,仿佛就是它思想价值权威性的象征。至少,这两册厚厚的哲学史,像是一篇内容充实的目录。如果说之前的存在主义探索只是文学上的小打小闹,那么罗素的这本书才真正为我打开了哲学的大门,这就是敲门砖的作用。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我才感到我大学生活的价值所在。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一遍又一遍接受思想的洗礼,一次又一次推翻自己之前的想法,从加缪到萨特,从罗素和弗雷格,到维特根斯坦,从福柯到尼采,又从福柯到阿甘本,再继续从福柯到德勒兹。每一次对这些智者的阅读,都能给我带来所谓“思想上的震颤”,屡屡惊讶于“原来还能这么看世界啊”。

通过对各种思维框架的阅读和吸收,一个最重要的变化不是我最终皈依于哪一门下,反而是逐渐变得思想独立,与所有主义拉开距离,然后去观察它们。但这种对某一主义“撤步观察”的前提和基础,却是对其他主义的理解,只有这样,你才能获得一个撤步的空间,以至于不被“某种主义”那黑洞一样的引力拉进起内部,被撕裂在其中。这样脚不停歇地“撤步”,就能在思维空间中拉扯出一小片自己站立的大地,作为你思想的立身之本。作为一个旅行于思想丛林之中的人,旅行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自己的世界开始变得多元,起先像是一块白布,后来被染上了各种各样的色彩。站在许多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原先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也变得有其道理。同样地,原先一些看似合理的东西也脱下了它虚伪的衣裳。然后便是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大的包容。包容并非是认为“一件没有对错,只是评价标准不同”,而是能够接受即使那是被认为最疯狂的思想和现象,能够有更多的方式去理解一个事物,但这种理解并不能取缔判断;相反,更多的理解帮助你更好的判断。至于如何判断一件事情,这取决于对论证的运用。然而在这段短暂又漫长的旅行中,我收获到最重要的,却是真正找到了自己能够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决定在学术思考的道路上走下去。

关于阅读,就先告一段落。总结一下,大概就是首先找到一块敲门砖,用它敲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然后在新世界里种下你的“思想树”或者“作品树”,靠着强烈的好奇心顺着枝干爬,这棵树够你爬一辈子,并时常能够从中体会到“阅读的快感”,甚至觉得“活着真好”。

阅读和写作密不可分,文史哲大家为什么看上去能够轻松记住那么多东西,因为他们不仅阅读,并且写作。这样说的意思是:写作是阅读的一种应用。学英语的人都知道,把英语用起来是学习英语的最快方法,而非考试或者死记硬背之类的下策。带着写作思维去阅读,会使阅读吸收变得更加高效,就好比维生素D和钙吸收的关系。比如看书时读到某段话,觉得“诶?这可以在我哪篇文章里用上”。或者在未来某次写作中,回想起自己看过的某本书和这次写作切题,于是又拿出来翻一翻,看看有什么段落可以引作证据。这些观点或者段落一旦被你使用过,那就很难再被遗忘。写作逼你从听别人讲话,到学会自己独立发声,它是一种内化过程,将知识真正“为我所用”的过程。这可以说是写作与阅读之间的亲密关系。

但对大多数人来讲,更需要的或许不是“我怎么才能通过写作更好地学习知识”,而是“我怎么才能写好文章”。写文章这种事,如果不是追求最高的文学价值,只想写顺且好看的话,不是什么难事。真正的难处,在于六神磊磊说的那样:“最近两年,好多朋友也说想开个什么号,写点什么,请我吃饭、咨询。我也认真帮出主意。但直到今天,真正动手干的,十个人里面也最多一两个,请我的饭都白请了。就算干了的也很少有坚持下来的,自己就把自己淘汰了。”村上春树那本《我是个职业小说家》里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时谈到,在他三十多年来的写作生涯里,看到无数写作者来的来,去的去,“就算某一天来自其他行业的才子横空出现,以一部作品博得评论家青睐和世人瞩目,成为畅销书,小说家们也不会感到太惊讶,或者觉得受到威胁,更不会对此愤愤不平(窃以为)。因为这些人中能够长期坚持创作的少之又少,小说家们对此心知肚明。”有的人就像韩寒写了几本小说就满足了一样,之后就进入到其他领域去,最多的大概是去拍电影。真正留守在这个擂台上的没有几个人。

就我所在的新闻学院来讲,写作应该是必修技能之一,且应该是最重要的技能。注意,写作不是一项天赋,而是一项技能。周围也有学生能写,但大多都是在被“要求写作”时才会写作,少有为自己写作的情况。做了大约三年的杂志主编,我所观察到的新闻学院大多数写作水平,真是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一开始会有不少新的学生想要加入杂志社里来写作,但大多数都遇到一些挫折就遗憾地离开了,真正写下来的也没有几个。或许很多人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写到一半时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没那么喜欢写作,或者半路发现了其他更有意思的事情。唔,这也在所难免。

我的写作之路大概是从大一军训时开始的,那时因为膝盖有伤,不得不跟训,意思就是整天待在体育场的屋檐下,坐着陪别人训练,就是这样。是不是很舒服啊?实不相瞒,真的还可以。可跟训的日子实在无聊,整天十几个小时坐在那里到底该做什么呢?整个大厅里有几十个病号,病号有斜躺的,横躺的,靠墙睡觉的,还有一对谈恋爱的。每个人都像要死了一样,聚在一起组成一个乌烟瘴气的跟训团。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同学院有肺病的男生,一米七五,体重却只有三十七公斤,讲话都没有力气,不得不凑很近才能听到他说什么,而我在这里是他唯一的朋友,后来军训结束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得知他似乎就因病退学了。那时我每天就和他一起靠着柱子发呆,当衣服背后全部被墙灰涂白之后,一天大概就结束了。

后来我再也无法忍受这里病歪歪的状况,必须找点有意义的事情做,先是开始看中国文学史,然后就是帮人写通讯稿。军训十八天,学校要求每人每天都要交一篇几百字的军训日记,第二天早上交给班长收上去。那时我大概每天帮五个人写通讯稿,加上我自己就是一天六篇。可是我压根没有训练啊,我该怎么写六篇各式各样的日记呢?众所周知,学校里没有人会细看那些通讯稿里究竟写了些什么玩意儿,就算在里面连载小说也不是不可以。于是我每天就写一写看到了什么花花草草,像美术写生一样,今天写写这棵树,明天写写那盆草,后天写写我看到的图书馆……周围所有东西都可以被写下来,一天六篇流水账的任务就这样轻松搞定了。

大一时我加入了学院的赫尔墨斯杂志社,做一本没有人看也印不出来的电子杂志,后来做了微信公众号,在学校里小有名气,然后做了主编,结局是把这杂志社解散了。加入杂志社之初,有个“晚安故事”的专栏,要我们每个大一的都写几个“睡前故事”。如果顺着那个微信公众号一直往前翻的话,现在还能找得到它们。若你看到我写的“晚安故事”,大概会笑出声来,“哈哈,原来沙皮狗也写过这种文章,真丢脸啊”。不过由此你也能看到一个人大学四年里写作是如何成长的。

除了晚安故事,当时我还有一任务就是做写人物,去做人物采访,以人物为核心的选题一直延续到我之后的写作之中,尽管写得依然很差劲。但写作真正开始发力大概是从大二开始吧,那时每天都写2000字左右,算刚刚起步,持续不断地在赫尔墨斯杂志公众号上发稿,有时会写出一些很搞笑的文章,比如经常被耻笑的《华工不是文化沙漠》,还有关于天津爆炸的《我们恐惧的不是蘑菇云,而是突然的灾难》,等等。那阵子写作依然稚嫩,但这样一直写下去,多少还算找到了点儿门道。

后来当了主编以后,自己的写作才又得到了一次质的成长。唔,奇怪的是,在这种学生杂志里,主编常常才是做校对的那个人。校对这种活计实在累眼睛,但却十分锻炼。通过反复自己阅读别人的文章,挑错字,找语病,反思写作结构和内容,才知道自己的写作哪里有问题,在此之前一无所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报社的新人,都要从校对开始做起。

不知道写什么时,就写小说。大二时尝试写过长篇小说,写了好几万字,对于这本小说,我就直接引用我二十岁生日写的那篇《二十岁少年》吧:

第一本小说在现在看来,实在是稚嫩,叙事不忍直视,人物构造单一,整部小说不知所云,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作家都不愿意看自己以前的作品,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第一部作品要叫“处女作”了,因为读了会面红耳赤。村上春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记者问到他那本早期作品《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里的具体内容时,村上说他根本不记得了,因为他并不会拿自己以前的作品翻,过了几十年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他有时会看看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且听风吟》,看时总是如上所说:面红耳赤;无法面对自己写出这么糟糕的作品这一事实——即使那部作品当时获得了“群像新人奖”。

我的第一部小说写的是两个人的故事,完全凭空捏造了两个角色,没有任何现实人物原型。然后我像玩乐高玩具一样,给他们装上性格,故事就这么发展下去了。本以为这些完全虚构的角色跟我自身没太大联系,因为我从不认为自己根本会做出小说中那些角色的行为。写完这部小说时也没什么感觉。过了一年,自己又经历了一些事,才发现原来那部小说写的就是我自己,那两个虚构的人物都是我,就连其他次要人物也是从我性格深处分裂出去的。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做出的行为,恰恰在我之后的经历中践行了。我开始惊讶于小说的力量,它仿佛先知一样,提前让我认识到了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自己。后来写得多了,才发现只有早期的作品能反映出最真实,最神秘的“我”。当对人物塑造,剧情结构都有了一套把戏之后,那种真实便一去不复返了。这也是为何阅读早期的作品对认识一个作家来说无比重要。

话说回来,到底是小说塑造了我,还是我塑造了小说?进一步讲,究竟是我在写字,还是字在写我?我曾以为有个隐藏的“自己”藏在小说中,之后这个“自己”才得以显露。但事实或许是,在我写完那部小说之后,那个原本不存在的“自己”才被写入到了我的生命当中,也就是我被我的小说塑造了,或者说,我并非通过小说发现了“隐我”,而是创造了“新我”。

每天的写作依然没有间断,直到现在也是如此,一开始每天2000字,后来每天4000字,再后来有段时间每天6000字也不成问题。大学四年下来我大概也写了上百万字了吧。

朋友经常会那这个开玩笑:“你怎么废话那么多啊?”比如现在这篇总结写到这里也已经一万多字了。“喂,我怎么废话那么多啊?”

村上春树经常拿写作和跑步相比,众所周知(王小波最爱用这四个字),他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不经常写时,觉得好像没什么好写的,也没什么好说的。这就像跑步,不经常跑的人,一开始自然跑不了多远。然而坚持锻炼,里程就会越跑越长。写作也是,坚持写作,反而会发现自己想写的想说的越来越多。所以可能不是我废话多,所以写得多;而是我写得多,所以废话多。

杂志社总有大一的新生问我能写什么,他们觉得没什么可以写的,写文章变成像挤牙膏一样。不过啊,这个世界真是有太多可以写的东西,我们活着,每时每刻都在行动,就连你写作这件事都能成为你写作的对象,怎么会没有写的呢?大概大一是跟训时的代笔工作教会我这一点的吧。我一直以为写作就像素描,像写生,只是写作是用文字来画一幅画。比如我正在“画”一张桌子,我就需要勾勒出这张桌子的轮廓,还有桌面的纹理,然后画出桌上有什么;如果有本书,我要把它的封皮也画下来;如果有杯水,那就画出杯子的轮廓,灯光透过水面的折射与反射,甚至像游戏《模拟人生4》里那样,思考一下这杯水为什么会在这里。这是静物描写,就像静物素描一样,如果是动态描写,那自己的笔就必须像台摄像机一样去捕捉画面,但不管是静物画还是连环画,共同点都是要构造你的画面,这是写作的基础入门。再往高走,便是于画面之上的思考,比如,“这杯水为什么会在这里?”

就像标题所问的,这四年的写作带给我了什么?正如我开头回答的那样,大概是一个更坚定的自我,和一堆出生证明。我大一选择写作这条道路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自己表达欲望强烈——废话多,更是因为写作是一种创造。高中时我一直思考我为什么生活?为什么活着?等到我死的那一天,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证明我活过?我得到的答案是:创造。就像我的生命一样,我本不存在于这个世上,然后我存在了。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但生命易逝,而我不愿白走一遭。文字能够超越时间,它是我生命的一种记录。在我死后,我将存在于我的文字之中,我的创造之中。罗素依然活在他的哲学著作和散文中,乔布斯也还活在每个人的苹果手机里,杜尚则活在他那个签名小便器里。一个人如果不创造些什么,仅仅照着程式生活,那不活也罢。这也是为什么我写作,以及为什么我无所顾忌地在学校里创立了第七疯映电影俱乐部,解散赫尔墨斯杂志社,还有创建“昨日的世界”的核心原因。

写到这里,相信各位早已看累了,而且我也写累了,估计也没多少人能坚持看到这里吧。这段个人叙事终于该草草收场,拉下帷幕。如果要评价我四年的大学生活的话,通俗意义上,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平庸的成绩,因为无能而解散了杂志社,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拿到研究生offer,也没有赚到多少钱,校篮球赛三年来总共就赢过一场。啊,真失败啊。但如果要从教育意义上来说,这四年我真是收获了不少,这都是阅读与写作带给我的无价之宝。目前来看,可能我唯一的本领就是这两样吧。四年来几度转战各个平台为继写作,先是杂志社,然后是昨日的世界公众号,现在又在自己的公号上继续大学之后的写作生活。

这篇文章并非我思考的终点,事实上我只是阅读与写作领域的虾兵蟹将罢了,也不相信自己现在所写的有几分对错(尽管我在开头写道:写字人潜意识总是相信自己是对的)。但在我现在之前的思想未必是幼稚的,在我现在之后的思想也未必是成熟的。唯一能确定的是,必须不断思考下去,于我而言,这就是阅读与写作,以及生活的意义。

最后是一条实在的经验,我也很乐意将这条经验分享给任何乐于阅读与写作的人,那就是:请务必买个好坐的椅子,皮椅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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