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我打算再睡一会儿，昆明只有5度，被窝的温度紧紧将我裹住。母亲进门来叫我起床，然后又去催父亲起床。尽管在这样的日子，我们父子俩依然保持着赖床的习惯。原本计划早上七点半出门，结果还是拖了十分钟，最后七点四十分，我们发车前往跑马山。天气没什么特别的，既无冬阳又无阴云。这一天的开始像往常一样。

“你们按时起床，我们还可以去麦当劳买点油条当早点吃。你看嘛，前面堵车，说了早上会堵车，说是走早点走早点。”母亲坐在副驾驶座上这样说着。我则靠在后座的玻璃上，想要恢复一些未竟的睡意。

“还有多久？”母亲问道。

“还有一半路程吧。”父亲踩下一脚油门，我感觉自己在拼命往后飞，死死靠在后靠背上。此时已是八点，我们和许多车一起行驶在昆玉高速上，一脚油门后便不得不跟上一脚刹车，之后再是一脚油门，由此像一辆加了柴油的轿车一样，踉踉跄跄地挪到了跑马山。

我们把车停进了停车场，在下车之前三人分别发了三根红绳，系在手腕上，据说以此辟邪——年轻人不适合来这样的地方。适不适合我不知道，但这一天我们有不得不来的理由。我们按照电话王卫东的说法，到了以后顺着人多的地方走去，在入口处见到了王卫东和他的儿子，接着由他儿子引领我们走向火化等候厅。

火化厅整栋建筑方方正正，好像天安门，仿佛这样便能将所有逝去的灵魂纳入正途一样，一切逝者将在这里纳入方正的规矩，邪灵鬼神通通无法靠近。

通向火化厅的走廊两侧，大概是追悼厅，每一个厅都有口开盖的棺材摆在中央，四周围满了花环，花环上写着亲人的寄语以及逝者的名字。追悼厅外，还有一排排花圈靠着墙，大多以红白色为主。走廊上不断有人群穿过，着黑色的衣装，皱纹里挤着眼泪，牙缝间奏着哭声。有的成群结队进入追悼厅，围着棺材自言自语；有的独自穿梭在人群中，拿着登记本忙里忙外。这条走廊两侧住满了死人，生死的界限，在这里才开始划清。我们站在生的这头望着死，死者也站在死的那头望着生，我们在同一个房间试图展开交流，像彼此都还活着时那样，但在生与死的面前，除了沉默，就再无其他。

继续往前走，便是火化厅。火化厅与等候厅只有一面玻璃之隔，先火化厅前的登记处挂个号，然后就像在医院看病一样，在等候厅等待医生叫你的名字。

我们和杨家的人在玻璃墙前会合，时间八点四十，外面不停地有鞭炮在噼里啪啦作响。大伙都在互相说话，安排这安排那，一会儿嘱咐待会儿骨灰要打伞遮着；一会儿嘱咐把奶奶的衣服背上山，一起烧了；一会儿又嘱咐抬骨灰出去时要相互往身上撒米……我们之间说了不少话，但似乎又是因为没什么话可以说。我们极力想用交谈这种仪式的内容，来掩盖我们之间悲伤的沉默。大家都在忍，努力使自己不那么难过，不像个小孩一样难过得露出丑态，在这里的都已是过了不惑之年的人，似乎都该装成不惑的模样。但我知道，大家都在忍，用语言，用仪式来掩盖那颗被死亡刺穿的心。

刘明叔叔从等候厅入口那边走来，跟我说圣雨你回来啦，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说昨天晚上十点下的飞机，他说好，眼泪开始在眼镜后面打转，然后抱了抱我，以为这样我就看不见他的眼睛。

杨爷爷坐在凳子上，一个和奶奶相伴了几十年的90岁老人，大概是我们之中唯一一个不遮掩，也无法遮掩自己悲伤的人。他的眼眶仿佛被水烫过一般的红，不停用纸巾擦拭泪水，却怎么也擦不干净。他说圣雨啊，你回来啦。我一时说不出话，因为我哽咽了，怕一发声便是哭腔，所以我选择“嗯”了一声。他让我坐到他旁边来，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说昨天晚上十点。他望着前方和相互交谈的亲人们，不住地抽着鼻子。过了一分钟，他又问我，圣雨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忘了杨爷爷耳朵不好，于是这次凑过耳边再说了遍我昨晚十点到的昆明，他说好啊，好啊。

父亲不会喜欢交谈那些仪式性的内容，也不太喜欢在这种场合说些什么话。大多时候，他都站在一旁一言不发，虽然既无眼泪也无鼻涕，面部肌肉也没有太大的扭曲，但依然能看出脸上一些复杂、矛盾的表情。刘明叔叔早就难以控制自己情感的阀门，一不小心眼泪就决了堤，这时便赶忙站到一个角落，双手分别捂住鼻梁两侧，眼镜被手指顶了上去，尽量不让自己哭出声来。情感平复之后，又回到亲人间的交谈之中，然后过一阵又跑到另一个角落，如此反复。

奶奶的遗体化完妆后终于被抬了出来，躺在火化厅7号拣灰炉前，盖着一块红被。我们排着队进入了火化厅。围着奶奶转了一圈，就像之前走廊两侧的追悼厅里那些人一样。这时我们的悲伤才终于不得不卸下伪装，眼泪喷涌而出，刘明叔叔更是开始抽噎。十月份我回了一次昆明，那时奶奶已经住院，父亲告诉我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搞不好只剩下三天时间了。当我到医院时，奶奶手上埋着针管，由于无法进食，只得靠输营养液来维持生命。但令人意外的是，她精神良好，似乎并不受内脏溃烂影响，和人顺利地交谈不成问题。我所记得的她生时的最后一面，便是她微笑着望着我，握着我的手，说圣雨啊，回去吧。她也总是这样对父亲和叔叔说，刘昆啊，回去吧，刘明啊，回去吧。她总是不愿给人添麻烦，甚至是对自己的两个儿子也是如此。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人始终难以使自己的记忆与眼前的现实匹配起来，就像我也难以想象两个月前还微笑着的人，如今已没了任何生命特征，没有了感情，没有了思维，没有了记忆，躺在那里的只剩一套皮具，包着一堆白骨。生与死的界线，就像我两个月前的记忆与现在这幅景象之间产生的断层，在我的大脑皮层上划出了一道难以磨灭的深渊。

我们舍不得把自己的视线离开躺在那里的奶奶，因为下一秒，这座躯体将不复存在，这幅面容将不复存在，在四十分钟后，便只剩下一坛死灰。我们只有盯着她，一直盯着她，好像这样可以把她的面容永远烙在脑海里一样。随后齿轮开始转动，把那张床拼命向七号拣灰炉往里送，直到我们已再也见不到奶奶的影子，齿轮还在转动，转转转，转他妈个不停。

接着便是四十分钟的火化等待，这段时间里，杨家人和刘明叔叔把奶奶的几大包衣物背上山烧了。我和父亲坐在一起，他已经有些控制不住了，不停地取下眼镜抹眼泪。他从此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了母亲。

我说，我们都太不诚实了，人总是碍于辈分，碍于礼貌，碍于各种条条框框，活着的时候没有相互表达过彼此最真挚最热烈的感情。我们甚至都没有相互拥抱过，没有说过我爱你。我们这样虚伪，还以为自己活得很聪明，直到有一天人走了，我们才开始对着一个无法做出任何回应的人表达感情，而这时这些感情里尽剩下些悲伤。人与人之间总是有两道屏障，一道属于我，一道属于你，这两道屏障让我们变得不诚实，我们难道就不能捅破这两道屏障吗？爱就爱，恨就恨，有什么都在活着的时候说出来，不要等到有一天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人与人之间，有再大的矛盾，到死了那一天都会被原谅的。活着的时候就要相互诚实，相互理解，不该咄咄逼人，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有什么是不能原谅的呢？在生死面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不原谅一个人。

父亲说，人活着的时候就是不断在后悔，对死去的人后悔，为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遗憾。而我们即使知道这个道理，经历了无数次后悔之后，依然还会后悔。我说活着的人永远不能理解死亡。

我曾经自己在脑海里演习过无数遍亲人去世的情景，以为自己将来能在这种场面表现得像个老手，至少不会那么意外地悲伤，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看淡生老病死，能够万物皆空。但现在才发现，不一样。无论在心里的小剧场里演过多少遍，还是不一样。就算是70多岁的刘爷爷，甚至90岁的杨爷爷，活了一辈子，亲身经历过无数次生死离别，到这种时候依然会难以自已地悲痛。

真是不一样。

火化结束，父亲抬着骨灰盒进入火化厅，我拿着一把黑伞，大伙站在7号拣灰炉前，刚才奶奶躺着的地方，如今却变成了一堆白骨和骨灰，属于奶奶的皮囊已不复存在。将骨灰整理出来后，我们站在骨灰盒前，凝视着工作人员有条有理地把骨灰和骨头装进骨灰盒，把奶奶的相片插进骨灰盒正面的相框里，把奶奶的名牌方方正正地摆在骨灰上，完毕后用一块红布将所有骨灰包起来，再用另一块红布把骨灰盒裹住。大概持续了三分钟？五分钟？七分钟？我不知道，我早已迷失在方才的凝视当中，父亲也是，刘明叔叔也是，仿佛靠这样的凝视能够还原奶奶生前所有的记忆一样。

我替父亲撑着伞，他抬着骨灰盒缓缓走出门，其余人跟在我们身后，不断地往我们身上撒米。走着走着，父亲开始猛烈地哭泣，脖子由于悲伤开始抽搐，肩膀开始耸动，下巴几乎靠到了骨灰盒上。哭声再也藏不住自己，从他的嘴里冲了出来。平时在我面前那个像钢铁一样的男人，一个铁血警察，一个挑起家庭的栋梁，这时候终于像个小孩一样开始诚实地面对自己悲伤的事实，什么忍耐什么矜持，全都他妈扯淡，我就这样扶着父亲，一路陪他哭到了停车场。

从此再无妈妈，从此再无妈妈。

父亲后来跟我说，他在那一段路上突然所有情绪撞到了一起，想到自己从小到大都没感受过母爱，这是他最大的遗憾。奶奶和爷爷在年轻时离了婚，早早离开了家，但他早就原谅奶奶了。是啊，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他反而感谢奶奶，也因为这样他才锻炼出一身自强的本领，从少年时就必须开始学会养家，靠着自己独立的本事，能在这个世上有片自己的天地。如果不是这样，他可能现在只会平平庸庸，碌碌无为，不知靠什么为生。妈妈到底是什么？父亲多么渴望在他年少时有妈妈的爱和温柔。现在抱着这座骨灰，所有遗憾现在都变成了手上这点重量。我问他重不重，他说不重，我想他没能明白我的意思。后来他又说，这时候他才明白，什么是子欲孝而亲不在。

我们将手腕上的红绳系在了跑马山路边的树枝上，和所有其他红绳一样，风一吹，所有红绳都从树枝上飘了起来，全像活了一样。这条扬尘路承载了多少生命的寄托，无数生的车辆在这里往死的方向开去，我们系完红绳后，朝着生的方向返回，只是回去以后，我们的生从此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奶奶啊，永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