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的营销编辑戴学林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原因是经营非法出版物，用微信号“禁忌的游戏”出售包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等港台书籍，被鉴定为“非法出版物”的金额有23万余元，并且戴编辑与香港某书店有联系。

戴学林从5月起消失，半年前，也就是于9月确认被公安带走，到如今被判刑，又一个文化青年锒铛入狱，这在我脚下的土地上已经不知是第几次了，真要追溯的话，大概可以从两千三百多年前开始算起。

此消息一出，我所处的圈子里炸开了锅，一致表示“怎么可以这样”，“又一个进去了”，“哎”之类的惋惜。当然，这件事也只能在这个圈子火一火，对于在CBD上班的，农田里浇水的，小铺子里卖零食的大多数人来说，只能当作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新闻。不就是一个编辑被抓了吗，谁让他卖禁书呢。就连十分关注此事的“圈内人”，也只能纷纷表示遗憾和无能为力。能写字的就写公众号抱怨抱怨，写不了字的就在群里和大家讨论几句，转发一下那些能写敢写的公众号文章，相信转发就是力量。圈内人们像小区里的街坊邻居围桌讨论着今天隔壁老王被日本人带走了，明天楼下老李被特务抓去了的新闻。这类事情就像当下文化人里的A片一样，看得爽，听得过瘾，但撸完以后也就然后该干嘛干嘛去了。

这些人不是没学过历史，都知道控制思想的下场，也都知道东德、前苏联和现朝鲜的状况。但对思想管制这种事情，依然逆来顺受，自诩带着脚镣跳舞，也能舞出精彩。见怪不怪以后，对墙也慢慢默许，甚至当人都被抓进打牢去了，也只能把这件事当瓜子嗑一嗑，牢骚两句。

我坐在火车上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能够忍这么久？平时个个都支持思想自由，个个对控制思想的做法也都愤愤不平，坚决反对，但现实依然没什么变化，甚至如今环境变得更加恶劣了。几年前学新闻时，我问长辈为什么会这样，长辈告诉我凡事都要有个过程，不可一蹴而就，你要现在一下子把思想打开了，就像让一个一年都没运动的人突然跑一场马拉松，身体哪吃得消？希望总是有的，依然有人在努力着。

于是我们就这样希望着，在希望什么呢？有一天能够新闻自由？有一天不再因言获罪？有一天不再害怕面对历史？没有，其实我们只是在希望有一天我们的主子能够网开一面，期待着有一天遇到一个开明的领导，盼望着这样一天的到来。

忍是什么？就是嘴上不要不要的，身体却挺诚实地任人摆布。为什么我们能忍这么久？这种忍耐力之惊人让我甚至对它肃然起敬。

照一百年前鲁迅的说法，是奴性使然，他从国人的根性上来思考这个问题，得出这样一个形象的结论。但如今，这问题放到经济学盛行的现代中国来看，可以用利益天平来解释。实际上，当今社会几乎一切问题都是利益问题。我看了看一些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在朋友圈无言地转发了戴学林事件截图及公众号文章，才发现不是我们能忍，而是我们不得不忍，每一个愤怒的人背后都有一个他必须保护的家庭，不是上有老就是下有小。家庭，是中国社会的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组成单位，几千年前老祖先早早就定下了这条“大家规”。自由、民主、科学……这些东西在家庭利益面前根本无足轻重。

曾经一个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向我抱怨中国街上那些随意停放的车辆，我们坐在街口吃午饭，一辆货车就横在了丁字路口中央，挡住了三条道上的车，还有许多车在本来只有两车道的马路上夹道而停，使得整条路变成单行道。他说他以前问过一个中国大学里的教授为什么会这样，那个教授的回答让他惊讶得不得不再问我一遍是不是真的。教授说：“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根本不在乎自己家人以外的人。”

我们不是不爱这个国家，不爱这个社会，我们只是更自私地爱自己的家庭。我们希望社会进步，思想自由，但在那之前，就像加缪那句感动了多少人的发言：“在那之前，我要保护我的母亲。”

这就是我们面对社会不公却又对之无限忍耐的力量源泉。为什么当一个人，一个出版社编辑，一个文化青年，仅仅因为传播思想而被打入监狱，那些支持思想自由的人们却依然只能写写文章，发发牢骚，大致意思无非都是“我们对此表示遗憾”。因为没有人希望因此惹上是非，牵连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也因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这是我们唯一能表示抗议的方式了，但一切抵抗都只能是隔靴搔痒。

我们以为思想自由很重要，实际上或许它对我们这些鲁迅所说的奴才来说，根本没那么重要。直到有天，一个没有家庭牵挂的人，一个无亲无故的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一个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站出来为自己所追求的抽象概念振臂一呼，才会有稀稀落落几个奴才跟在屁股后面高喊“自由万岁”，仿佛找到了新主子。然后这团火就像罗马帝国里的每一次奴隶起义一样，被一次次浇灭，又一次次在另一个地方燃起，直到几百年后才出现真正的改变，这才应该是长辈嘴里所说的那个漫长的“过程”。只是它时间之长，代价之大，让人消受不起。在这种昂贵的成本面前，在理性主宰的当下面前，自由算什么？

啊，我们这些糟糕的自私的温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