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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思考皆起源于问题，起源于一次困惑，一次迷茫。如果没有问题，便没有思考。每当我开始一次新的思维性写作时，起头总是最难的，难总是在于：我有什么问题呢？
实际上，我有许多问题，甚至过多的问题，是啊，我有太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同时，世上不存在任何能被完全解决的问题，什么时候我们能称一个问题被完全解决了？假如一个问题有三个解决方案，现在我们给出了这三个解决方案，犹如一个方程的三个解，所以这个问题便被完全解决了吗？我们同样可以发问：我们如何知道通向这三个解有且只有三种方法？每一个Solution都会伴随着新问题的出现。事实上，即使在数学中也不存在唯一的解决方法，生活中更是如此，经济学式或统计学式的最优方案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问题和困惑将永远存在下去。唯一能完全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彻底的遗忘。
既然我有问不完的问题，那当写作开启时，写作者便不得不采取一种提问策略。“我有什么问题？”应该加上一个时态，变为“我现在有什么问题？”或者“现在我不得不面对的，那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什么？”由此思维性写作必须出于这样一种问题的紧急性，否则该写作便无从开展。
所以困难之处不在于提问，而在于辨认出当下最急迫的问题。每个人都能提问，21世纪的人依然能够向春秋战国提问，能够思考柏拉图的“存在”命题。然而真正的思考却关乎当下，关乎自身。只有关心当下，去思考对自己，对所身处时代来说最迫切的问题，思考者才能被叫做真正的思考者，否则只是书生。因此最重要的不是直接面对“何为天地”或儒释道一类的问题，而是在“今天中午吃什么”这种现代性问题中陷入最绝望的思维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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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内·勒里什有一句名言：“健康就是生活在器官沉默的状态。”他用器官的沉默来区分人身体的正常状态和病态，这很好理解。而这句话也能被应用到思想界：健康就是思想的沉默。思想为病人服务，为绝望服务，为世界上所有的痛苦之人服务。思想家从自身苦难中总结出苦难的经验，在同辈或后辈中产生共鸣，进而激起对苦难的抵抗。思想之功用乃拯救，而非使人幸福。如果一个人在舒适的环境之中，在极度健康的状态之中，他便无话可说。健康之人不需要思想，只需要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我感到自己回到故乡回到昆明后变得更加愚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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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目前的文化管制越来越紧，然而并不会产生任何反抗。AB站各类进口影视剧，网易云虾米里的各种下架音乐，被禁封的书籍与公众号，这些说到底都只是文化产品里的奢侈品。你能想象一种以“还我们的LV!还我们GUCCI!我们要COACH, PRADA, 还有CHANEL!”为口号的反抗吗？
不会反抗的原因正在于，他们拿走了大众的奢侈品，而大众也只把自己的损失放在失去奢侈品这件事上。我们听见了许多哀号，但不是为全面的思想钳制哀号，不是为残酷的排除异己哀号，更多的是为自己的收藏夹哀号，为自己的云盘资源哀号，为自己失去的那些文化奢侈品哀号。下一个哀号的，估计就是二次元界。
大众实际上根本不在乎自己被拿走的那些东西，我们就像一个杯子，现在装满着可口可乐，结果被人倒干净了，杯子空了的我们顿感空虚，甚至有些愤怒。但只要有人重新倒满一杯美丽可乐、开心可乐、中国可乐诸如此类的替代品，杯子重新满了，不久后抱怨也会随之消失。
这就是文化消费品的实质，它的存在是必须的，它的质量不是。大众不关心质量，只关心有东西能在被领导骂完被客户操翻后回家在沙发上瘫成一坨烂泥时供他们消遣。有一天，生活没有大爆炸了，权力没有游戏了，纸牌没有屋了，这些都没关系。对大众来说，最重要的，是有东西能够打发时间。电视机深谙其道，我们还有前半生，深夜还有食堂，甚至还有嘻哈。人们只要打开电视机，就会遗忘一切。
只有艺术——不同于文化消费品——是不可替代的。然而，艺术始终只是小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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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朋友？朋友这一词和哲学有着深刻的亲密关系。Philosophy的一个词根是Philos，Philos在《新约》中出通通被译为“朋友”，古希腊对哲学家的定义便是a friend of wisdom，哲学家并非智慧的化身，而是智慧的朋友。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朋友之所以是朋友，因为友谊来源于共同生活：
“事实上，朋友就是另一个自我……朋友不是另一个我，而是自我固有的他者性，是自我正在生成的他者。”
“人们必须‘同感’他的朋友的存在，这种同感来自共同生活、行动共享和思想交流。就此而言，我们说人类是共同生活的，而不是像畜群那样共享牧场……”
而蒙田不满足于共享，而倡导一种灵魂重叠的友谊，他认为朋友应该达到灵魂交融的地步：
“我在这里要说的友谊，则是两颗心灵叠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浑然成为一体，令二者联结起来的纽带已消隐其中，再也无从辨认……他们间所有的一切，包括意志、思想、观点、财产、妻子、儿女、荣誉和生命，都是共同拥有的。他们行动一致，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他们是一个灵魂占据两个躯体，所以他们之间不能给予或得到任何东西。”
而布朗肖则倒置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对友谊的定义，他认为友谊不是无限地接近。相反，友谊就是不见面，就是保持距离，维护距离，是朋友间的沉默。正因为有了彼此间的差异和沉默，友谊才会如此纯净。福柯和布朗肖一直保持着思想上的联系，都热烈地阅读着彼此的著作，评论彼此，关注彼此。但一生从未谋面，他们刻意地保持着纯净的距离，这是布朗肖所说的“知识友谊”。
这和魏宁格对爱的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魏宁格享受一种柏拉图式的爱，且只承认柏拉图式的爱，而“任何其他所谓的爱都属于感官王国。”他严格分离爱和性欲，认为爱与性欲相互对立，性的吸引随着身体的接近而增加，爱则在爱人缺席时最强。
如果将魏宁格对爱的定义换到友谊上来，便是：我们在朋友缺席时，才辨认出朋友，只有在朋友缺席时，友谊才达到巅峰。这就是德里达在《友爱政治学》里的那句神谕格言：哦，朋友们，没有朋友。直到最近我才理解了这句悖论一样的话，理解的关键在于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称一个人为朋友？
1984年，福柯去世，正是在福柯永远无法倾听之时，布朗肖才开始公开宣示他们的友谊：“友谊是许诺在身后赠给福柯的礼物。它超越于强烈情感之外，超越于思索问题之外，超越于生命危险之外……我坚信，不管处境多么尴尬，我仍然忠实于这一份知识友谊。福柯的逝世令我悲痛不已，但它却允许我今天向他宣布这份友谊。”布朗肖在这篇纪念福柯的文章最后同样引用了第欧根尼献给亚里士多德的话：“哦，我的朋友啊，我没有朋友。”
朋友，就是在朋友永远离开时，在朋友再也无法听到时，才成为朋友。只有在离别之时，我才知道谁是我的朋友。然而也正是那时，我便再也没有了这位朋友。
依然是1984年，特吕弗因脑癌去世，享年52岁。戈达尔和特吕弗，这对年轻时电影场上的战友，在20世纪中后期分道扬镳，甚至互相讽刺和谩骂。然而直到特吕弗去世时，直到特吕弗像福柯那样，再也无法倾听布朗肖对他们友谊的表白时，戈达尔才再一次亲切地称呼特吕弗为自己深爱的朋友。戈达尔对特吕弗的离世悲痛万分，无比怀念他们对电影共有的爱：
“特吕弗的过世并不是偶然的，一个时代消失了。他曾试着做好，我们不能做的甚至都不曾想到的事，因此他值得我们尊敬。新浪潮有了特吕弗才收获世人的敬意，因为特吕弗我们才得到关注。现在他走了，所有的尊敬都消散了。对于我来说，特吕弗总是保护着我，现在我感到无比的恐慌。”戈达尔终于将他们的友谊定格在了他的《电影史3B：新浪潮》中：“是的，他们是我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