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掉工作之后，我的大脑仿佛被重新唤醒了一样，好像失语者重新拾回语言。今天下午趁着四点多的阳光，有两只飞虫猛撞在玻璃窗上，它们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分了心，似看非看地转向它们。趁着下午四点多的阳光，我即将把记忆斥诸于纸上时，一种令人怀念的怅然又随着那两只飞虫撞进我心里。

伊恩·布鲁玛是纽约书评的主编，年轻时他在日本学习电影，但他说自己”从未特别认真地在日大学习过电影。教授们大多亲切友好，一辈子没拍过一部电影，从本校毕业之后就一直留校教学。”

这让我想起我学电影的日子也不过如此，当我发现老教授们大多都是知行不一的大学混子后，便决定远离这样的人。

我在书店找到了布鲁玛的这本《东京绮梦：日本最后的前卫年代》，一本回忆录。布鲁玛来自于一个中产偏上的家庭，年轻时早就倦于中产阶级每日无聊的茶会生活。他对日本的兴趣也不在于茶道、禅宗这类刻板印象，就好像提起中国就只有包饺子和中国结一样。他反而对六七十年代的前卫文化感兴趣，书的第一页写道：”纪念唐纳德·里奇、诺曼·米本和寺山修司。”同为寺山修司的爱好者，我在书店翻开试读本的第一页，便决定买下它。

一心想要逃离中产无聊生活的布鲁玛，得偿所愿”逃”到了日本，来到了他心心念念的第二故乡。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新奇。

“日本的视觉密度可以把人淹没……很多广告都有着和初秋蔚蓝的碧空一样鲜明的色彩。我终于明白，那些古皂日本版画中的色彩，完全没有进行什么非写实的艺术加工，而是对日本光线的如实描绘。狭窄的商业街两旁挂上了连串的鲜橙色和金色塑料菊花，表示秋季已至。霓虹灯、深红的灯笼、电影海报，一切都像密集的视觉炮火，扑面而来，还配上了刺耳的机械噪声……”

战争期间，美军的飞机把东京市炸得粉碎，于是东京在六十年代开始 “梦幻般”的重建。

“那时候鲜有日本人能找到路子出国旅游，因此日本修建了一个想象出来的’国外’，迎合人们的梦想，于是就有了路易十四风格的咖啡馆、德国啤酒馆……”布鲁玛的好朋友里奇评论说，根本没有在日本修建迪士尼的必要，”因为日本已经有了一个迪士尼乐园，名叫东京。”

渐渐的，布鲁玛日语越来越流畅，也深谙许多日本社交礼仪的门道。他迷上了这里的前卫戏剧表演，比如寺山修司的剧团天井栈敷；比如有种表演叫”人肉泵”，表演者吞下一条条活金鱼，只要观众说出颜色，他就能把这种颜色的金鱼再呕吐出来。还有种表演叫蛇女，表演者伸长脖子，血淋淋地咬下活鸡头。布鲁玛觉得这些表演都有种原始粗糙的吸引力，”这与我的中产阶级浪漫情结，与我那’对堕落与邪恶的渴望’大有关系。”

他可以像报菜名一样说出一长串日本七八十年代的文化领袖。他给威士忌拍广告时，旁边就站着黑泽明。他结识了寺山修司，铃木忠志……整本书甚至可以看作一本名媛记事，有点像福茂的《戛纳日记》。

七十年代的日本，一个叛逆、自由的年代，一切都令人激动。新潮的电子乐，寺山修司的戏剧和电影，三岛由纪夫的自刎……布鲁玛已经迫不及待成为一个”日本人”了。但他明白，他能短时间遇到的一切，其实都是因为他的白皮肤。

比他更早来来到日本生活的唐纳德·里奇告诉他：”很多人犯的一个大错，就以为自己能被当成一个日本人来对待。这里的人会很礼貌，甚至温情，与日本人建立深厚的友谊也是完全有可能。但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你永远是一个’外人’……那些愚蠢到会对这一点心生怨恨的人，很容易全面爆发’外人病’，还要别人表现出特殊对待，不管是恭顺还是轻慢，都会被视为对他们自尊心的严重打击。”

不巧，布鲁玛就得了这种”外人病”，关于”外人”的思考始终贯穿着布鲁玛在日本的回忆。

这是全球化后出现的身份认同问题，让我想起许多中国人，去到欧洲或者美国后，即便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甚至比当地人更懂得当地的文化，或有更卓越的学识，但依然会被当成”外人”来对待，因为你的黄皮肤和黑眼睛。

而侨民通常的形象，就和布鲁玛在美国酒吧里遇到的那位40多岁日本女人一样。那女人涂着深红色的口红，有着满是烟渍的牙齿，应该是战后跟着美国大兵来到了美国。”她的长相，她的言谈举止，她的日本乡村口音，都在诉说着一个不同的时代……是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在东京大摇大摆对那个时代。”书中对侨民的总结十分精辟：”对于终生在外国生活的人们来说，常常如此，他们几乎成了自己年轻时代的’漫画版’。”

日本戏剧家唐十郎对布鲁玛说，他无法容忍法语或英语说得过于流利的日本人。”一个人把母语之外的语言说得太流利，让人想起来就觉得不真实，他没有明确的身份，是一个模仿者。”唐十郎还会用颇具时代感的一个词来形容这样的人：一个间谍。布鲁玛自己也对满口流利日语的西方人感到不适，尽管他自己就是这样的角色。

这不禁让我想起自己在英国读书时，院长总喜欢用她奇怪的中文发音念出我的名字Shengyu。她会把”圣雨”两个字都发成一声，并把尾音拖得很长——她坚持要叫我的中文名，而非英文名。她说：”Shengyu，不要因为你英语有口音而感到愧疚，无论你来自哪一国，都要记住并坚持你的口音，那是你最宝贵的东西。你不必像一个英国人那样去说话。”

院长在保加利亚出生，经历过保加利亚共产主义的幻灭，后来去了加拿大，又到了美国，最后来到英国，中间离了两次婚，一生都是异乡人。她这番话使我受益匪浅，也一下子破除了我口语的心理障碍，让我能更勇敢地用外语表达自己的看法，何必总是执着于”标准”呢？你来到一个地方，并非是要成为”他们”，而是要成为”你自己”。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会嘲笑那些流利且自信的印度口音或者日本口音英语了，那是他们独特的印记，他们不是一个”模仿者”，而是一个”使用者”；不是语言的”奴隶”，而是语言的”主人”。

在中国，老外文化依然盛行，甚至有种”白人崇拜”，仿佛当年的日本，虽然现在可能好一些。中国人是有好客之道的，只要你是白皮肤金头发，能说一两句中文，就很容易博得大家的笑容和亲切对待。要是你聪明些，你还能这混得很好，可以上电视做客，或者在网络上拍点视频，就会有可观的播放量。即使你日常表现不合礼仪，大家也会对你有更多的宽容。这一切都是身为”老外”的特权。于是有的人，就会留在中国当”职业老外”。

布鲁玛所在的七十年代日本和上面描述的情况别无二致，他在东京也常看到这样的外国侨民，”他们成了’职业’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政治立场越来越保守，还会酗酒过度。”他的朋友里奇就是位”职业老外”，尽管里奇已经足够”日本”了，但他很欣然地接受自己”老外”身份，可以捞到很多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但布鲁玛不这么想，日本对他来说是如此亲切，他希望彼此更加亲密，他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日本，成为日本的家人，而”老外”这堵看不见的墙却始终把他挡在家门外。

在日本生活几年之后，他终于得到了一次来自日本人的认可——他被唐十郎的剧组邀请入组，扮演”老外伊万”。他一开始不懂，这为什么是一次”自己人的邀请”。后来他和同为演员的根津一起方便时，根津转过身对他说：”你知道吗，只有当你是日本人的时候，才能真正在我们的戏里表演。”布鲁玛问他什么意思，根津说：”如果你是老外，就不能’演’外国人。”

这番话让布鲁玛难以忘怀，他想起歌舞伎剧中的”女形”，即那些扮演女性的男演员。”如果想别有一番味道，就只能让女性来扮演那些专门扮演女性的男性。我是个怪老外，我应该扮演的是个在扮演老外的日本人。也许这才是根津想表达的本意。”

然而好梦不长，在巡演中的一次酒桌上，唐十郎和朋友起了争执，扭打作一团。这时唐十郎的妻子出现了，了解来龙去脉后，暴怒不已，指着唐十郎鼻子说他以为自己在做什么，他怎么敢这样攻击她的朋友和同事？他以为他是谁？

唐十郎气急败坏，”拿起砖头般沉重的玻璃烟灰缸，朝她扔过去。”布鲁玛惊呆了，此时好像被骑士精神召唤一样，不知为何居然站了起来，对唐十郎说：”你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女人！”唐十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低吼着，如同一头受到威胁的猛兽：”你竟敢这样对我说话！”他不断重复着：”说到底你就是普通的’外人’！”

这让布鲁玛心痛不已。巡演结束后，过了些年，布鲁玛决定离开日本。唐十郎给他严肃地上了一课，那就是不管你行为举止多么像日本人，你都永远不可能真的成为日本人，你永远是个老外。

我不禁想起自己如今所在的城市，尽管我被黄皮肤的同胞包围，好像不存在什么难以逾越的隔阂，但曾经一个广州人对我说的话令人印象深刻：”无论你粤语说得有多好，你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广州人。但广州欢迎你。”

当然，老外完全可以在日本自得其乐，但这需要像他的好朋友里奇一样，与”外人”这个身份和解，不抱有任何身份的幻觉。里奇说了这样一句话：”在这里永远不会有归属感，但也因此自由，自由比归属感更好，不是吗？”

最后，布鲁玛去了伦敦。他说：”尽管我决定离开日本，却清楚日本永远不会离开。来到东京的时候，我还没有成型，羽翼未丰，渴望获取阅历。我只希望这种热忱永远不会消散。完全成型就等于死亡。但日本在石膏尚且湿润的时候，塑造了我。”

一切都好似一场绮梦，好像它不曾发生过，梦幻，不可思议。写到这，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东京绮梦 》会引起我的巨大共鸣，因为我也是在价值观刚发芽的年纪，做过这样一场他乡绮梦的人。现在梦醒了，但这场梦永远地影响着我之后的每一个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