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村上春树的新书《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寄到，今天一口气把它看完了。村上的书就是这样，很容易一下看完，一可能是因为他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个“老朋友”了，二也是因为他的写作本来就足够轻盈，一目十行也不成问题。

这本书主要是村上一些个人的思考，还有他一些个人经历，并非什么写作指南，就像他自己在后记里说的：“究竟能给各位读者带来怎样的益处呢？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他希望每一个人，不仅是写作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理论，在这个世界上恢复哪怕一点属于个人的空间，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

讲一个深有体会的观点：村上写道：“写小说似乎不是头脑活络的人适合从事的工作。”他的意思是，那些头脑活络的人不需要故事这样的载体来说出某些道理，不如直接转化为更简单的文字，比如一些聪慧的学者、思想家，就能够写下简洁有力的理论，甚至用符号去代替文字，使思想更加清晰明朗。小说家，是那种不停地说“这个嘛，比如说就是这么回事”的人，他们乐此不疲地打着不同的比方，有可能想表达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东西。若聪明人能直接理性有条理的说出那个“简单的东西”，就大可省略打比方的过程了。村上给小说家下了一个定义：“所谓小说家，就是刻意把可有可无变成必不可缺的人种。”小说家不能，也不该通过理论去表达理论，这也是为什么哲学家无法成为好的小说家。故事是小说家的核心。而这个人种也因此不适合去一味地读理论书。

比起理论，小说家最需要的，是绝对细致的观察和反思。观察，意味着深入到生活中每一个细节，从身边的事物中取得写作的原材料，所谓时常写写流水账也是如此，观察就是积累素材。

关于反思，村上写道：

“常有人对周围的人和事爽快利索地展开分析：‘那个是这么回事哟。’‘这个是那样的。’‘这小子是那样的家伙。’三下五除二便得出明确的结论。这样的人（我是说，依我所见）看来不太适合当小说家，到更适合去当评论家或媒体人，再不就是学者。适合当小说家的，是那种即便脑袋里依然冒出‘那是这么回事’的结论，或者眼前就要冒出来，却驻足不前，还要再三思考的人：‘不对不对，稍等片刻。弄不好这只是我自以为是。’或者是：‘岂能这么轻易地下结论？’万一前面跳出新的因素，事态说不定会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呢。

小说家的任务，就是通过反思，从生活细微处瞥见一些真理，或者说有力量的东西。

村上春树在第三章讲了他对文学奖的看法。他首先因《且听风吟》获得《群像》新人奖，获得了一张小说家的“入场券”，后来两次与芥川奖失之交臂，但村上对此其实并不太在乎，“是否因为没获得芥川奖而遭受过损失？我左思右想，却连一个稍微沾点边的例子也想不出来。那么，有没有享受过好处？这个嘛，因为没拿到芥川奖而享受好处的情况好像也不曾有。”奥斯卡奖也好，诺贝尔奖也好，奖项这种东西，说到底只是圈内人玩耍的东西。若在村上春树每一个本书名字旁边加上“芥川奖作家”，他反而会觉得这似乎在暗示“你无非是借芥川奖的光才混到今天”。村上重新强调那句话：“流芳百世的是作品，而不是奖项。”所以今年、明年、后年，20xx年，无论村上春树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早就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如今已被译成了五十多种语言，在全世界享有数量庞大的读者，就像当年披头士对整个世界的文化席卷一样，比起这种时代现象，奖项的意义最多只是锦上添花，甚至是锦上添草。

不过，虽然村上春树对奖项这样的东西评论了一番，其中有褒有贬，可是最后还是写上了：“呃，我在这里高谈阔论，事态想来也不会有所改变吧。”这便是这本书另外有意思的一点，村上在书中多次写道他在这里讲了一堆，“事态想来也不会有所改变吧。”

另一次是在第七章中，他谈到了学校。村上春树本人小时候并不是那种热爱学业的学生，他反而更喜欢“读读书，听听音乐，看看电影，去海边游游泳，打打棒球，和猫咪玩玩，等到长大以后，又是跟朋友们通宵打麻将，又是跟女朋友约会……”。但他从不后悔自己学生时代所谓的“不努力”。村上厌恶那种日本那种填鸭式教育，他在高中时代能够流畅地阅读英文原著，却依然只能在英语考试中成绩平平。在那种教育体制下，相比起阅读英文原著、流利的英文口语，老师、学生、家长更在意如何应付英语考试，村上认为这种机械式地将一个个复杂单词印在脑中，这种僵化的教学方法和思想，正是日本教育体系的最大弊病。他举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神户一所学校，上课铃一响，老师就急着去关校门，因为校门太重，一位女生被门扉夹住，不幸丧生。‘最近学生迟到的情况很严重，不得不这样做。’这位老师辩解道。”村上对此说可以想象把“将学生压死的学校”用作一个比喻，然而却无法想象有一天真的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当他看到2011年3月的福岛核电站事件的新闻时，心里有种暗淡的思绪不住地涌上心头：“从根本上来说，这不就是日本社会体系带来的必然灾害（人祸）吗？”核电站带来的经济效益蒙住了人们的双眼，人们被数字牵住鼻子一个劲地往前冲，效率优先，效率优先，效率优先，最后自食其果。

村上寄希望于学校的，只是“不要把拥有想象力的孩子的想象力扼杀掉”，他觉得这就足够了。然而他最后还是写道：“但无论我怎样想，事态大概也不会发生什么改变吧。”

还有一处是在书的203页，村上走进日本的书店，看到男作家和女作家被分成不同的专柜，这使他感到困惑。为什么作家要男女分开呢？他自己也有很多喜欢的女作家，这样的行为只会愈发加深阅读的性别分离程度。可是他还是无奈地写道：“不过就算我提了意见，社会上也不会洗耳恭听吧。”这算是众多文人内心深处那个对现实无奈的地方，明明对现实多少有些更加敏锐的观察和建议，可是却很难对现实做出更多改变，只能写写文章发发牢骚。鲁迅被比作把笔杆子当枪杆使，但事实上笔杆子永远不可能成为枪杆，笔杆子就是笔杆子，只能写字；枪杆是枪杆，可以杀人，这才是现实。鲁迅所讽刺的那种劣根性，直到今天也没有太大变化。尽管如此，所以这种牢骚到底有多大作用，就还是只能像村上最后在后记里写的那句话一样：“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不过，假如能有点现实的益处，哪怕只是一星半点，我也会为之高兴。”